说起北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水师”和“大学”。甲午一役，北洋水师惨败，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加深。有识之士决意在传统学问之外，另辟西学蹊径，近代大学遂首先在北洋诞生。这就是1895年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又称北洋西学堂，复办后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

这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头等、二等学堂，包含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两级，旨在造就通晓近代科学、技术和国际法律等专门人才，以“与各国絜长较短”，“为继起者规式”（见盛宣怀建议创建北洋大学堂的奏折）。

作为清末三所“大学堂”之一，北洋大学被学术界公认为国内最早的工科大学。它创办时间早，在大学制度建设、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方面树立了典范。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还是中国第一所法科大学，它与法学有着不解之缘，成就一批法政杰出人才，影响深远。

晚清适应中外通商、交涉的需要，一些洋务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开设“万国公法”等西方法学课程，但在学科建制上并无法学专门。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始设“律例”专门，与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四门并列，堪称法科专门教育的创举。其法政科包括法律、政治、经济三学门。1900年，法律学门首届毕业生王宠惠获“钦字第壹号考凭”，成为国内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无独有偶，北洋大学办学者亦多出身法学。头等学堂总办（校长）伍廷芳，曾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是著名法学专才。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作为首批留美幼童曾入读耶鲁大学法科，1908年至1910年，任北洋大学督办。学堂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欧柏林神学院硕士毕业，1908年获达特茅斯学院名誉法学博士。头等学堂继任总办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均为留美幼童出身，分别入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史提芬工学院读文科、法科和工科。这些办学者的学缘背景和学科知识结构，为北洋法科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北洋毕业生多留学东西洋，尤以留美居多，其中读法政科者不乏其人。如王宠惠、陈锦涛、张煜全、严锦镕、马寅初、王正廷、赵天麟、冯熙运、徐谟、金问泗等人，赴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校深造，获得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毕业生归国后在教育、司法、外交、经济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回眸中国近代大学史，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有着分合播迁的共同命运。1917年，蔡元培校长以德国式“纯学术观念”为指导，逐步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此举虽强化北洋大学工科实力，却导致其法学传统戛然而止。

上世纪五十年代，王宠惠在台湾推动以法学著称的东吴大学复校，兼首任董事长。至今，在台北阳明山下、外双溪边，东吴大学行政大楼仍以“宠惠堂”命名，而其墓园则在校区后山。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北洋法学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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