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日，我党将迎来建党九十五周年。天津大学是最早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等院校，在高校的党建历程中向来走在先锋位置。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地下党就已经进入了北洋大学，并组织进步师生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就让我们听一位老党员讲述解放战争后期进步社团和共产党员的故事。
印邦炎：永不褪色的记忆
1946年，我在南京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我就读于同济大学，因为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遭到通缉。为躲避搜捕，我从上海来到天津，并考入北洋大学。
当时，北洋爱国民主运动的主题是“反南迁”，这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三大战役即将开始。为保存实力，国民党政府计划先将东北大学等迁至北平，接着把平津地区的主要高校及重要文物迁至江南。针对此，党中央指示国统区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将工矿企业、文教单位、基础设施以及技术人才完整保存好，待解放后交还人民政府。北洋大学是“反南迁”的主要阵地之一。
反南迁斗争开始由我党控制的学生自治会出头领导，主要工作之一是对全校师生进行解放战争的形势教育。学生自治会下设的学艺股，在化学楼有一间阅览室，里面有很多进步书籍，尤其是“解放战争形势图”，每天都会按新华广播电台的战报，让大家了解放形势，坚定留津的信念。此外，北广歌舞团、黎明歌舞团、北洋剧社、大路社等进步社团都以大字报的形式反对南迁。起初，由于校内的南方同学较多，主张南迁的占多数，但经过地下党、进步社团的宣传教育和进步同学的反复谈心，让广大同学认清了形势，反南迁的逐步占了多数。
学生自治会曾组织过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们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学生代表大会的名义正式决议不南迁，并成立“应变委员会，开展组织师生留守天津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应变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张恩桐、章硕夫、何国模等五六位进步同学。当时，校长张含英在南京向“教育部”汇报工作未回，总务长王志超等人准备南下，应变委员会便从他手中将南迁经费控制住，用于反南迁开支。
1949年初，解放军包围天津，西沽校址是国民党军队的城防前沿，重兵把守。为了师生的安全，应变委员会将重要的仪器设备搬至南大楼地下室保存，帮老教授在市内五大道租房安置，广大学生及部分教职工则搬至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院），住在主楼地下室和部分教室。
当时，应变委员会利用扣下的南迁经费买了一大批小站大米、黄豆、咸菜，解放军围城以后吃不到蔬菜，但同学们（包括女师住校同学）每天都能吃饱大米饭和煮黄豆咸菜，比在学校吃丝糕窝头还香，衣食无忧。
借住女师期间，学生自治会也未停止工作，学艺股把阅览室搬来，两校学生都可以阅读进步书刊，了解战争形势。我每天在阅览室参加值班服务，平时借书给同学阅读，有时也与同学聊聊书刊内容。有的同学喜欢和我聊，因为不少书刊我都先他们看过，同学来借书我可以介绍该书内容梗概，借此向同学推荐进步书籍。
当时，学生自治会旗下有一个“北洋生活社”，曾主办过《北洋生活》，每期八开四版，刻蜡板印刷出版。社长是吴以鳌，总编是金月亭，刻蜡板则是林延江、詹同济（詹天佑之孙）。大家同住女师，又不上课，所以时间充裕，几乎每天出版一期。他们经人介绍向我约稿，结合在阅览室的工作，我每天写一篇进步书刊的介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前苏联新文学丛书和茅盾的《子夜》、《腐蚀》以及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胡绳的《新人生观》等等。我每期都有稿投，竟成了这个刊物的专栏撰稿人，除了书评以外也写一些小品和短篇散文，满足刊物的需要，也是向广大同学做宣传工作。后来，吴以鳌、金月亭即将毕业，就把我选为社长兼总编，每期八开四版铅印出版，内容也丰富起来。这份刊物直到1951年定名天津大学时才停刊。
女师学院大门对面是操场，1949年1月13日，国民党军队在这里筑成炮兵阵地，成为解放军攻城的明确目标，也对广大学生构成了危险。从14日上午起，天津市区周围炮声隆隆，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在应变委员会的提示下，大多数同学躲入室内，以免被炮弹误伤。当天炮声未断，至15日凌晨炮声渐稀，但枪声密集，解放军步兵开始冲入女师学院，与国民党军队激战。
上午10时，阳光明媚，枪声停止，同学们走出地下室，解放军头戴大皮帽，一色冲锋枪，政工干部们以温和的语言，慰问受到惊吓的师生。同学们兴高采烈迎接解放。下午，进城接管干部便来到女师宣讲解放军的城市政策，部队文工团还为同学们表演东北二人转。晚饭以后，以进步同学为骨干，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附近商店、民宅进行慰问活动，宣讲城市政策，大家兴奋后都不觉得累，迎来了天津的解放。
很有意思的是，住在女师学院的这段“应变”生活，为北洋与女师的同学创造了许多缘遇。北洋大学以理工为主，男多女少。女师同学又认为北洋是国立大学，是名校，水平高，大家又都青春年华，所以当时北洋学子与女师同学结伴的为数不少，可谓两校在迎接黎明中的一段佳话吧！
作者简介：印邦炎，1928年生，江苏南京人，1948年考入北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改革开放后筹备天津大学管理系，曾任管理系总支部书记、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1985-1986年，任青岛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本文节选自《我们从北洋走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