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60条”：1956年，为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之路，天津大学在全国率先试行党委制，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李曙森提出，“党委制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对党委会的组成和职责做出科学清晰的界定，这一观点的提出是超前的。1961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针对“领导体制问题”专程来天大调研。经过40多天的紧张工作，天津大学拟定了《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45条”），其中的部分内容直接被“高校60条”采纳，为完善我国高校的现行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培养国家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835建言”到“985工程”：1983年，饱受“文革”摧残、百废待兴的高等教育迎来了改革的春天。已是天津大学名誉校长的李曙森情系教育，心忧天下，他与其他三所高校的名誉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即“835建言”），主张从全国7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议书记处一议”。这一建议很快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成为“985工程”“211工程”的先导，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835建言”不仅成为教育家上书建言、影响高层决策的一段佳话，也是天津大学为服务国家长远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20世纪80年代，天津大学在总结以往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放眼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提出“工科大学向综合型大学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1986年，天津大学老校长、我国高等教育家吴咏诗，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方向（后加入“国际化”）。他从天津大学的办学实践出发，在学科的综合性、跨学科人才培养、交叉学科建设、教学的研究性、科研的创新性、管理的科学性、倡导“终身学习”理念等领域提出了深刻见解，得到全国高校的广泛认同，也促使国内许多一类院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迈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兴衰。每一次制度的探寻、教育理念的更新、办学思想的飞跃，无不体现出天大人对“兴学强国”永无止境的追求。如今“兴学强国”作为最可宝贵的基因，早已融入每一个天大人的血液里，体现在每一个天大人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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