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前身是建立于1895年10月2日的北洋大学堂，距今已整整两个甲子。提到北洋大学堂，就不能不先提到他的创始人——盛宣怀。

1895年，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7月19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积极响应上谕，奏请清廷在津开办“西学体用”的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为“继起者规式”，足见盛宣怀的胆识与能力。

盛宣怀对于甲午战败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的奏折中指出，“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絜长较短，断乎不能”。盛宣怀客观地比较了中日之间的差距，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提出解决办法“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并且草拟了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

盛宣怀突破“中体西用”的束缚，提出新建学堂“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促使地方和中央政府摈除陋见毅然创建“全新”西式学堂，光绪帝迅即降旨照准。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为蓝本，内分设头等、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头等学堂初设工程、矿务、机械和律例（法律）四个学门，二等学堂则类似于大学预科；此外，还制定了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的计划。

盛宣怀兼任学堂督办，聘任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为总教习。如此一来，学校便出现了如北洋校友孙越崎所说“北洋大学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的独特现象：教师绝大部分是美国人，教材则是原版美国教科书，课堂上主课一律用英语授课，作业和考试亦复如此。学堂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当时的学生谈起感受：“课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处是英文，我们吃完晚饭在北运河畔散步，连枝头的小鸟也都在讲英文！”北洋大学树立了全新的教育模式，高起点地培养高水平人才。

北洋大学堂创建正值甲午战后国库空虚，学堂常年经费需银五万五千两，国家根本无力支付。盛宣怀自筹经费，由津海关道掌控的电报、招商各局筹款支用。由此可见创建北洋大学堂之困难，不是盛宣怀这样有远见和实力的人物根本无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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