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120周年。我们之所以进行纪念，是因为大学堂的出现，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对传统教育体制的最早突破，也代表了教育领域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新价值取向。

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被卷入近代漩涡的。那时虽然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多数人却固守着“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观念，所以早期引进的都是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或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学堂；因为机器和技术可以买来，但掌握机器和技术的人必须自行培养。以直隶总督李鸿章而论，最初的育才法不外是“选学童送美就学，遣生徒游学英德法诸国，在沪奏设外国学馆，驻津奏设水师、武备、管轮、电报、医术诸学堂”等等。历史有时就像一次痛苦的远征，很多变化往往停留于肤浅的现象层面，在深刻的体制层面还是依然故我。

不久这种观念终于出现了转机，这缘于1872年开始的留美幼童陆续撤回。究其原因非常可笑，由于“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以致惹怒了留学监督，认为“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此上奏清廷：“留美学生洋化甚深，言语激烈，请予召回。”李鸿章闻讯立即提出折中办法，“已入大书院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并搬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驻京公使安吉利，说他们都认为“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但无济于事。

不过此事促进了李鸿章的觉悟，1882年他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提出，“西学必有实用，要自语言文字入手”。他还身体力行，1886年从山西聘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为家庭英语教师，对“两幼子、长孙……课以泰西语言文字”。同年，命津海关道周馥“建博文书院于天津，招学生习洋文”。在李鸿章默许下，税务司德璀琳利用中外人士的捐款在大营门外梁家园建大楼一座供博文书院使用，还准备聘任丁家立为校长。无奈社会对这样的新事物不肯认同，就连清廷六部尚书也都把西学看成是鬼子学，博文书院终因阻于浮议，陷入搁浅。丁家立在等待任命期间，见基础灿然大备，于是自行成立Tenny's College即丁家立书院（汉译中西书院）为中国学生讲授英语及西学，成为天津第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近代学堂，直到北洋大学堂的成立，丁家立被聘为总教习。

冬天虽然不愿离去，春天却已悸动，学习西方文化知识逐渐成为流动在人们心中的潮流——1891年同文馆受命为光绪皇帝讲授洋文，1895年最终有了北洋大学堂的创办。据后来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讲，戊戌维新期间，李鸿章在苦闷无望的仕途挣扎中对新政不置可否，“惟设立大学堂一事……认为最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表达，而且不仅在形式，更在于内容。不几年后，中国传统教育史上一抹灰色阴影被最终揩去，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各级学堂被认定并纳入中国的主流教育体系，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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