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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燃机奠基人史绍熙丨37年前,天大那些引领时代的教育思想
发布时间:2016-12-21    来源:

  ▎编者按 

  他是科学家,他也是教育家。 

  他是中国内燃机行业的奠基人, 

  他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但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天津大学校长。 

  他就是高擎“科教兴国”旗帜的先行者史绍熙, 

  一个集学术才华与教育思想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他秉承“双严”治校方针, 

  形成“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思想。 

  提综合性方向,走国际化道路。 

  而在史绍熙之后接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吴詠诗,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思想,应该说,与史校长的办学思路有着紧密联系。在史校长去世一年多之后,吴詠诗系统的梳理了史校长的办学思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所记录的史绍熙校长那些引领时代的教育思想。 

 

  自1951年起,史绍熙校长长期在天津大学执教,历任天津大学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动力工程系主任、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热物理系主任、热能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办学思想。尤其是1979年至1986年他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期间,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逐步推行,高等学校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 

  他勇敢地担当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注意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办学思想。他比较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异同,结合我国的实际,在天津大学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与建设的措施,并组织实行。历史证明,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对学校后来的建设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认为,史绍熙校长的办学思想是天津大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学习、继承和发扬。 

  现在,仅就我个人的认识和理解,试简述史绍熙校长的办学思想的要点如下: 

  天津大学的前身为北洋大学,自建校之初即以“实事求是”为校训,素以“双严治教”为著称,即:教师治学严谨,对学生教学要求严格,形成了优良的校风与学风,因而培养了一代代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史绍熙校长毕业于北洋大学,养成了治学严谨的优良作风。在教学中,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使学生获益良多,终身难忘;在科研中,他勇于探索,又坚持实证标准,所提出的理论无一不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因而在科研中取得了一系列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成果。 

  史校长担任副校长之初,时值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招生不久。他针对当时学校教学秩序松弛的情况,强调要加强教学管理,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继承和发扬北洋大学“双严治教”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982年,在史校长的倡导下,天津大学制定了《贯彻治学严谨,严格要求的意见》,把“双严治教”规定为天津大学的治学方针和校风。《意见》对于教师执教,学生学习和校、系教学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严格与具体的要求。这在当时,对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天津大学多年来一贯坚持贯彻“双严治教”的精神,重视树立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对于加强学生素质培养,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已逐步成为天津大学广大教师与干部的共识,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拥有了新的发展。1999年,教育部派出的专家组对天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进行评估后,认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已达优透水平,并认为“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是学校办学的特色之一。 

  这充分说明,史校长的这一办学思想植根于北洋大学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这一传统又在天津大学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对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洋大学时期,学校原有理、工两个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调出了理科,天津大学完全成了工科院校,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经过近30年的实践,到了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各重点工科高校已普遍感到理工分家,单办工科,难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也难以获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史绍熙校长就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工分校,文理分家,使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比较狭窄,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人的聪明才智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不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综合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科学的体系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横向的和立体的研究,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那种以传授一门狭窄的专业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显然是不适应了。”因而他提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把一批重点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性反映,也是客观要求。”[2] 

  于是,他在天津大学率先进行了学科设置的改革。在工科各学系之外,史绍熙校长先后建立了数学、物理、力学、化学等理科学系;外语、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文科学系;并使管理工程学系发展成为管理学院。就在他的校长任期内,天津大学从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迅速地向一所以工科为主,兼有理、文、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发展,在学科设置上形成了基本的框架。这为学校后来的顺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教学、科研、生产的一体化”,这是史绍熙校长另一重要的办学思想。1985年,他曾对此作过全面的论述:“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既是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又将会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显示出新的活力,在加速人才培养、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史绍熙校长又说:“①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为经济建设服务。②教学、科研、生产是三个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任务特点和活动规律,应当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遵循各自的规律去发展。③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三者之间的联合关系以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并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为目标。④一体化是有时间性的,不是永恒的联合……但旧的联合完成后又会出现新的联合。” 

  基于上述思想,他在校长任期内,积极倡导天津大学发展产、学、研的结合。学校先后和十几个省市,几十个企业部门建立了产、学、研的合作关系。其中重要的如: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联合建立了石油化工学院和石油化工开发中心。这使我校的化工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开发工作上和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显著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而我校提供的优秀人才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也对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余年来,各种形式产、学、研的结合在国内蓬勃发展,近年出现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更是这一发展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的发展,证明了史校长“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思想的正确与远见卓识。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史绍熙校长主张要积极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他曾论述说:“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学习国外经验方面,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不够,曾经吃了亏,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但是60年代以后,我们闭关自守,封锁了自己,同样也吃了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之所以比较落后,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较缓慢,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被告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史校长坚决支持和积极贯彻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几年的时间内,就使天津大学先后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进行了国际交往,开展了学术交流。他通过校际互访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使天津大学先后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等国的十几所高等学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互派留学生,互派教授讲学,合作进行科研等。到1985年,学校已选派了307名教师出国进修和深造,先后接受了310名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和培训,聘请了314名外国专家教授来校讲学。通过这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我校师生扩展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对于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及努力学习各国之长的时候,史校长也指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和特点,教育有共性,也有不同国家的特殊性。我们在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民族特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博采各国之长,这样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这个基点上。”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时候,明确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在今天,当我国进入WTO,教育要国际化的时候,明确这个观点,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坚持学习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意教育的国际化不是使中国教育成为外国的附庸,而是要在博采各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行,天津大学于1983年成立了对外科技服务部,积极开展了对外有偿科技服务。1984年,学生们也展开了课余的有偿科技服务,成为勤工俭学活动的一种新形式。随之,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经营型勤工俭学活动,如学生经营的牛奶站、咖啡厅等。对此,校内外均有不同看法。这时,史绍熙校长从育人的高度出发,对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给予了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他说:“怎样看待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主张大学生搞勤工俭学活动,……”“我国的高等专业教育,历来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大注重能力的培养。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分配离校,全部要学校包下来,‘抱’着走,这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是不利的。”“教育要进行改革,实践环节要加强。大学生自发兴起的勤工俭学活动,正是顺应了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也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教与学’等基本矛盾。”[4] 

  在史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学生的科技服务活动蓬勃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校学生已为校外单位完成计算机程序设计任务50余项,城镇规划、建筑设计任务10余项,对校外工厂生产管理情况写出了质量较高的调研报告和工业诊断书,为乡镇企业研制了新产品等。学生们还在校内外开办了不同类型的英语口语班、计算机知识普及班以及化学分析、机械制图培训班等。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勤工俭学活动,史校长认为:“这种知识输出型的勤工俭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使学生们应用和强化了学得的专业知识,锻炼了实践能力,同时积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习的动力。”“我主张80年代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以上述活动内容、形式为主,应该把勤工俭学活动和培养旁生成才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学生们的经营型勤工俭学活动,史校长在介绍了一些国外大学生们开展的这类活动情况后,说道:“我认为应该支持学生开展经营型活动,要让学生懂和经济,有经济头脑,不能培养书呆子。所谓有经济头脑,就是做事要讲效益,要讲合算不合算。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就必须要有经营思想。”“我们理工科大学,除了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之外,也要培养中、高级管理人才和领导者,因此,学校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大学生既能掌握宽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有灵敏地接受信息的能力,又有现代化的经营思想和开拓创造精神。”“经营型勤工俭学活动,也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 

  时至今日,史校长的这一办学思想,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入WTO之后,无论在国内外我国企业都面临着剧烈的国际竞争。要适应这一形势,我们培养的学生除了要掌握国际水平的先进科学技术之外,还必须懂得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管理之道。这些知识和能力,除了在课堂上培养之外,在课外通过勤工俭学活动使学生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应该说,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成才渠道。 

  

  史绍熙校长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两年了,“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他的音容笑貌、思想风范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治学精神和办学思想也将指引和激励我们去奋发进取,努力拼搏,尽快将天津大学建设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文/天津大学原校长 吴詠诗,本文写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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