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04-01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
时期的北洋学子
□ 牛宝印 刘天民 张善臻 冯有申 朱光天 任涛陈志远 宋群 袁心湖 徐达本
编者按：“爱国奉献”是北洋大学师生的传统。北洋学生高度的爱国热忱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一笔。五四运动的骨干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就是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北洋大学学生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大学一直坚持着革命活动。1931至1936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与民族兴亡相关的重大事件，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北洋师生挺身而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为国家和人民谋解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本文的10位作者当年多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和党员，时隔40多年后的1984年，他们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二·九”时期发生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世代北洋校友了解这段历史，记住学长们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学习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曾在北洋大学师生中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北洋大学学生是平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校内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员，在党的指引下坚定地团结校内师生员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城市和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洋大学许多同学走上抗日战场，投入到武装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九·一八”事变
北洋师生掀起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变时，北洋大学有学生500多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努力学习，怀着将来做出一番事业、救国救民的抱负。但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北洋大学师生们对日军的入侵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行为极为愤怒。机械系老教授、教务长兼代理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率先行动，通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并毅然绝食。消息传出，天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或社论，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函电表示支持。王教授的义举轰动了全国，但政府却毫无反响。同学们群情激愤，各班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要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通过了赴南京请愿的决议。
1930年代抗日救亡重要场所北洋工学院
1931年11月7日晨，同学们集合在操场上准备出发。金仲文教授认为请愿不会有结果，劝同学不要去请愿，但没有说服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金教授决定随同学们共赴南京。请愿的队伍奔赴天津北站，得到了兼任北宁铁路局副局长张润田教授（当时也是北洋工学院土木系主任）的热心帮助。后来张润田教授因抗日被逮捕，光荣殉国。
南下的队伍一路上几度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经过许多斗争，终于到达南京。蒋介石被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礼堂接见了同学们。他在所谓“训话”中说：“对于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办法，同学们不要管，大家要回校读书。”他用“读书救国论”来掩盖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不满。同学们要求上街游行宣讲，以唤起民众，遭到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大家只能怀着失望、抑郁和愤慨的心情，被逼登上了北返的火车。
从南京回来，北洋学子积极组织进步团体，阅读进步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1932 年，北洋大学进步团体有了发展，如:“荒火社”“世界语学习班”“新文字学习班”“演说辩论会”等。这些团体都是以进步同学为骨干，传播进步思想、联络同学、积蓄和扩大进步力量。“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同学还以开展宣传进行募捐和劳军等形式，支持马占山抗日武装斗争,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支援廿九军的喜峰口抗战，支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察北抗战。同时，还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抵制日货，开展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
这个时期，北洋有了新兴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组织和活动，成员赵庭良、赵仲池、郭佩珊、张祖舜等人，成了进步力量活动的核心。在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大学发展了一批党员，1933年被吸收入党的有赵庭良、郭佩珊、孙亚藩（陈池）、魏海（魏达展）、张祖舜等。北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恢复了活动，领导成员大部分是同学中的积极分子。1933年秋，自治会领导了反对学校当局取消贷书制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政府步步退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军增兵华北，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值此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11月11日，平津10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预示着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一二·九”运动
北洋同学冲锋在前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大游行。消息传到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立即研究响应北平同学的行动，派人到北平和天津各院校联系。接着，北平同学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天津地下党到各大中学进行联络和组织，共同议定于12月18日天津各校举行示威大游行，以响应推动北平“一二·九”运动。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
北洋大学学生参加天津“一二·九”运动
12月18日清晨，北洋同学300多人来到小王庄附近，同法商学院队伍汇合后，一起来到黄纬路和河北工学院，并同河北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扶轮中学、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成了河北区的游行大军，沿大经路向金钢桥进发，准备通过金钢桥和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中西女中、三八女中、汇文中学等组成的南路游行队伍汇合，进入市中心进行游行示威。
天津学生“一二·一八”运动声援北平学生
天津大中学生南北两路游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受到了军警的阻拦。为了突破封锁，桥南桥北的游行队伍奋力冲击。北洋同学在北路队伍的前面，一方面奋不顾身地向守军冲击，一方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们的爱国行为终于感染了守桥部队，士兵把枪竖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让出了一条通道，南北两路游行大军在桥上会合后一齐奔向市区。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市民和店员，在官银号、大胡同的街道两旁，楼上楼下站满了人。有时游行队伍停下来，向群众作宣传。队伍经过北马路、穿过老城，转向西马路，沿途很多市民、店员、工人在两旁加入游行队伍一起前行。队伍最后在南开中学集合，同学们自发召开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学联的提案，选出了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代表为“学联”常委，并通过了立即去市政府请愿的倡议。
天津学生“一二·一八”运动游行示威队伍
“一二·一八”运动中天津街道的景象
会后，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向着市政府进发。到了市政府，市长肖振瀛避而不见，由秘书代为接过请愿书。同学们回校时已是下午3点。
2月24日，天津学联正式成立。不久，平津学联也宣告成立。从此，北平、天津两地的学生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声威益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5年“一二·九”前后，党组织又专门指派了一部分党员到天津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斗争。天津的“一二·一八”运动是北京“一二九”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6年，天津党组织正式恢复，在白色恐怖下，在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核心领导作用。
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团
点燃农村抗日火种
平津学生反日游行大示威震惊中外。民国党对学生运动实行了镇压，还提前放假以涣散学生队伍。共产党的对策是组织平津学生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由北平同学们组成3个团，天津同学组成第四团，约定1936年1月初分别从平津出发，最后在河北省固安县汇合。
北洋大学南下宣讲团在河北固安
北洋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动员大会，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决定在校同学一律参加，人数约250人左右，按年级编队组成4个大队，于1月1日早晨出发。这一行动被天津当局得知，他们派了大批军警封锁了市区内的学校，致使绝大多数学校的同学未能出行。北洋大学离市区中心较远，当时来的军警只把住学校大门和北运河大桥，同学们机智地从宿舍后门走出，越过结了冰的北运河，向西北方向进发，行进的路线是武清县、安次县、永清县和固安县。他们在行进中对沿途村庄的农民进行宣传，为群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农民的欢迎。
大队到了皇后店，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都表示同情；队伍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开始拒绝大队入城，经据理力争，终于允许进城，学生们在安次城郊作了抗日宣传。之后，大队过永清县境，于7日到达固安县，和从北平来的同学们汇合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农村宣传游行，是对全体同学的严峻考验。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千里冰封，狂风怒吼，同学们步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没有后勤支援，不仅白天吃不到饭，连热水也喝不上。晚上挤在破庙里或学校教室里的干草铺上睡觉，大家硬是挺了下来。
平津同学同时来到了固安，固安县长吓坏了，他紧紧地关上城门，如临大敌。大家只好在城关活动。学生南下团在固安停留3天后，决定继续南下。北洋学生南下宣传原计划到固安县为止，大队人马继续南下有许多实际困难，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张多疆（丁仲文）、陈志远、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于大章）、马克昌、高不危等10人随北平同学继续南下，其余同学由固安经廊坊返校。返校同学1月12日回到了学校。
南下大队经霸县到保定，顺利进城，学生队伍整队沿街游行，走遍了大街小巷，最后集中在河北省政府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冀察政委会”等口号，开展了宣传活动。
1月22日，军警包围了南下同学住地，同学们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先进青年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北洋学生张多疆提议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场获得一致同意。23日拂晓，同学们被军警押上铁罐货车。大家席地而坐，无水无饭，既冻且饿，形同囚犯。汽车运行了11个小时，早晨5点上车，下午4点才到北京。到京后，平津南下宣传团召开了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在保定的创议，“民先”正式诞生了。
北洋学生提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1936年2月，北洋大学的20多个青年学生宣告了北洋大学民族革命先锋队(简称民先)的诞生。大家充满豪情斗志，高唱国际歌，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团结得更加紧密，除南下宣传去过保定的同学外，还有徐瑞恩、付景洪、朱树荣、刘莹、王从善、曲圭善(曲介甫)、张沛（童铣）、邹高清（袁心湖）、钱万生（宗群）、牛宝印、孙洞等参加。“民先”建立后，领导学生会出版了《北洋学生》和《民众周报》。
北洋学子参加天津
“五·二八”抗日示威大游行
针对日军暴行，天津学联讨论组织天津学生和爱国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问题，北洋大学徐瑞恩参加。会议决定于1936年5月30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为防止汉奸、亲日派和反动军警的破坏，天津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游行示威提前于5月28日举行。
1936年5月28日，北洋大学以“民先”队员组成了纠察队和先锋队。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以打铃为号，铃声一响，立即集合。他们冲出校门和北运河桥。途中，联络员送信说：“北路队伍已经到金钢桥，桥上站满了军警，过不去，请求北洋同学去支援。”北洋同学闻讯，即刻跑步前进。同学们一口气冲到了大经路，桥北的队伍见到北洋同学来了齐声欢呼。大家立即向守桥的保安队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们不痛恨日本鬼子吗”，守桥的是张自忠的部队，同学们称赞他们喜峰口抗战的战功。保安队战士的爱国心和同学们共鸣了，不少人眼里含着泪，低头不语。这时南路游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南，封锁线遂告瓦解。南北两路大军在桥上汇合，向东马路前进。
在官银号，示威学生举行了市民大会。北洋的同学登上世界书局的二楼发表演说。接着，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到东马路东口时，清楚地看到日租界的日军荷抢实弹、警戒森严。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北洋的同学登上电车顶，向涌上街头的群众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旅行队伍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通过老城东门进入老城里，最后到达南开中学操场集合。通过团结抗日的宣言后，学联宣布游行示威胜利结束。这次整个游行示威活动中，军警采取两侧随行，未加阻挠。
到农村开展“义教”
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1936年暑假前，北洋学子徐瑞恩等“民先”队员踊跃参加了天津学联组织的暑期义教促进会。张多疆、于奇、刘讷、傅景洪、林心贤、王从喜、陈垚德、张沛、曲圭田、孙景芳、黄习知（黄沙）等同学来到天津南郊王兰庄，开展教学、宣传、汇演等活动。教育对象包括成年、青年和儿童，内容是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农民的欢迎。
北洋学生义教时与王兰庄农民子弟合影
地下党员在参加“义教”活动的同学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积极热情地关心同学，带头过农村的艰苦生活，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义教开始时，农民对“洋学生”不了解，互相有隔阂。同学们从关心农民的疾苦下功夫，联系农民的生活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农民及其子女逐渐愿意和同学们接触了。特别是在青年农民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当时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户，地瘠租重，生活困难。国民党保安队经常到村里敲诈勒索，日寇驻军经常到天津市郊军事演习，日本浪人也来此捣乱，王兰庄农民很愤怒。同学们通过与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谈话，启发他们组织起来，以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防范日寇的蹂躏。后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前，王兰庄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建立了津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天津王兰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
2003年，王兰庄创办了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占地5000平方米，是全国唯一的“一二·九”运动纪念馆。纪念馆分纪念广场和室内馆两部分，布展由照片、报刊资料、老同志回忆文章和音像资料等组成，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进步学生在农村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
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教点旧址纪念碑
创建中共党支部
领导学运深入开展
1936年8月暑假结束前，校方宣布开除处分了一批同学，国民党还在同学中发展CC、复兴社等反动组织。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了。张多疆、张沛、傅景洪、陈垚德、徐瑞恩、王从善、朱树荣（于奇）等同学都是支部成员。“民先”也有发展，到“七七”事变前，已发展到近60人，占在校学生约六分之一。
党支部分析了当前的工作困难，总结了经验教训。被开除的同学经中共天津地下市委同意，分别转到了太原和四川。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团结同学，把北洋学运引向深入方面。党支部组织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南开大学等外校的同学来校作抗日救亡报告；加强了办《民众周报》刊物的力量，到1937年上半年共办10多期。天津学联和“民先”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深入杨村等地农村的反日宣传活动，在市区散发抗日宣传品、张贴传单等；进一步加强了“新声”歌咏活动，通俗剧团经常到近郊对农民演出街头剧。绥远百灵庙大捷，北洋同学参加了天津慰问绥远抗日将士募捐和演出活动；西安事变爆发，学生会派王从善、钱万生参加了华北学生向民国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团。
1937年上半年，北洋同学参加了廿九军天津驻军的军事演习得到了锻炼，也取得了向官兵进行抗日宣传的效果。当年暑假，北洋大学“民先”队员马克昌、于奇、孙洞、任学敏等在学校附近的柳滩举办农民夜校，除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外，还对当地驻军廿九军的一个团官兵进行宣传工作，直到 1937年7月底天津失守。这个团在保卫天津东局子飞机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非常英勇。“七七事变”后，一部分师生西迁陕西继续办学，一部分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战场。
“一二九”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日益成熟。它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推动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它的功绩永远不能磨灭。
（作者介绍：牛宝印：“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刘天民：“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邮电部标准研究所任职。张善臻：“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冯有申：“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朱光天：“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省煤炭厅副厅长，顾问。任涛：“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化工部情报研究所任职。陈志远：“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北京电力科学院党委书记。宋群：“一二·九”时期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袁心湖：“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徐达本：“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曾任铁道部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
（李丹编撰 本文主要资料源自《“一二·九”运动在天津》一书“北洋大学学生战斗在一二九运动中”一文，图片来自天大档案馆和网络）
（本版刊登于2021年3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2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张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