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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校报特稿:战斗在“一二·九运动” 时期的北洋学子

发布日期:2021-04-01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

时期的北洋学子

□  牛宝印 刘天民 张善臻 冯有申 朱光天 任涛陈志远 宋群 袁心湖 徐达本

编者按:“爱国奉献”是北洋大学师生的传统。北洋学生高度的爱国热忱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一笔。五四运动的骨干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就是北洋大学法科学生。北洋大学学生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大学一直坚持着革命活动。1931至1936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与民族兴亡相关的重大事件,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北洋师生挺身而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为国家和人民谋解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本文的10位作者当年多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和党员,时隔40多年后的1984年,他们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二·九”时期发生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世代北洋校友了解这段历史,记住学长们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学习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曾在北洋大学师生中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北洋大学学生是平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校内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员,在党的指引下坚定地团结校内师生员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城市和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洋大学许多同学走上抗日战场,投入到武装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九·一八”事变

北洋师生掀起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变时,北洋大学有学生500多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努力学习,怀着将来做出一番事业、救国救民的抱负。但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北洋大学师生们对日军的入侵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行为极为愤怒。机械系老教授、教务长兼代理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率先行动,通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并毅然绝食。消息传出,天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或社论,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函电表示支持。王教授的义举轰动了全国,但政府却毫无反响。同学们群情激愤,各班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要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通过了赴南京请愿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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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抗日救亡重要场所北洋工学院


1931年11月7日晨,同学们集合在操场上准备出发。金仲文教授认为请愿不会有结果,劝同学不要去请愿,但没有说服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金教授决定随同学们共赴南京。请愿的队伍奔赴天津北站,得到了兼任北宁铁路局副局长张润田教授(当时也是北洋工学院土木系主任)的热心帮助。后来张润田教授因抗日被逮捕,光荣殉国。

南下的队伍一路上几度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经过许多斗争,终于到达南京。蒋介石被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礼堂接见了同学们。他在所谓“训话”中说:“对于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办法,同学们不要管,大家要回校读书。”他用“读书救国论”来掩盖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不满。同学们要求上街游行宣讲,以唤起民众,遭到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大家只能怀着失望、抑郁和愤慨的心情,被逼登上了北返的火车。

从南京回来,北洋学子积极组织进步团体,阅读进步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1932 年,北洋大学进步团体有了发展,如:“荒火社”“世界语学习班”“新文字学习班”“演说辩论会”等。这些团体都是以进步同学为骨干,传播进步思想、联络同学、积蓄和扩大进步力量。“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同学还以开展宣传进行募捐和劳军等形式,支持马占山抗日武装斗争,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支援廿九军的喜峰口抗战,支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察北抗战。同时,还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抵制日货,开展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

这个时期,北洋有了新兴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组织和活动,成员赵庭良、赵仲池、郭佩珊、张祖舜等人,成了进步力量活动的核心。在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大学发展了一批党员,1933年被吸收入党的有赵庭良、郭佩珊、孙亚藩(陈池)、魏海(魏达展)、张祖舜等。北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恢复了活动,领导成员大部分是同学中的积极分子。1933年秋,自治会领导了反对学校当局取消贷书制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政府步步退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军增兵华北,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值此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11月11日,平津10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预示着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一二·九”运动

北洋同学冲锋在前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大游行。消息传到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立即研究响应北平同学的行动,派人到北平和天津各院校联系。接着,北平同学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天津地下党到各大中学进行联络和组织,共同议定于12月18日天津各校举行示威大游行,以响应推动北平“一二·九”运动。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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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大学学生参加天津“一二·九”运动


12月18日清晨,北洋同学300多人来到小王庄附近,同法商学院队伍汇合后,一起来到黄纬路和河北工学院,并同河北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扶轮中学、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成了河北区的游行大军,沿大经路向金钢桥进发,准备通过金钢桥和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中西女中、三八女中、汇文中学等组成的南路游行队伍汇合,进入市中心进行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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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学生“一二·一八”运动声援北平学生


天津大中学生南北两路游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受到了军警的阻拦。为了突破封锁,桥南桥北的游行队伍奋力冲击。北洋同学在北路队伍的前面,一方面奋不顾身地向守军冲击,一方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们的爱国行为终于感染了守桥部队,士兵把枪竖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让出了一条通道,南北两路游行大军在桥上会合后一齐奔向市区。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市民和店员,在官银号、大胡同的街道两旁,楼上楼下站满了人。有时游行队伍停下来,向群众作宣传。队伍经过北马路、穿过老城,转向西马路,沿途很多市民、店员、工人在两旁加入游行队伍一起前行。队伍最后在南开中学集合,同学们自发召开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学联的提案,选出了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代表为“学联”常委,并通过了立即去市政府请愿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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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学生“一二·一八”运动游行示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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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八”运动中天津街道的景象


会后,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向着市政府进发。到了市政府,市长肖振瀛避而不见,由秘书代为接过请愿书。同学们回校时已是下午3点。

2月24日,天津学联正式成立。不久,平津学联也宣告成立。从此,北平、天津两地的学生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声威益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5年“一二·九”前后,党组织又专门指派了一部分党员到天津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斗争。天津的“一二·一八”运动是北京“一二九”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6年,天津党组织正式恢复,在白色恐怖下,在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核心领导作用。

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团

点燃农村抗日火种

平津学生反日游行大示威震惊中外。民国党对学生运动实行了镇压,还提前放假以涣散学生队伍。共产党的对策是组织平津学生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由北平同学们组成3个团,天津同学组成第四团,约定1936年1月初分别从平津出发,最后在河北省固安县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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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南下宣讲团在河北固安


北洋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动员大会,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决定在校同学一律参加,人数约250人左右,按年级编队组成4个大队,于1月1日早晨出发。这一行动被天津当局得知,他们派了大批军警封锁了市区内的学校,致使绝大多数学校的同学未能出行。北洋大学离市区中心较远,当时来的军警只把住学校大门和北运河大桥,同学们机智地从宿舍后门走出,越过结了冰的北运河,向西北方向进发,行进的路线是武清县、安次县、永清县和固安县。他们在行进中对沿途村庄的农民进行宣传,为群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农民的欢迎。

大队到了皇后店,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都表示同情;队伍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开始拒绝大队入城,经据理力争,终于允许进城,学生们在安次城郊作了抗日宣传。之后,大队过永清县境,于7日到达固安县,和从北平来的同学们汇合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农村宣传游行,是对全体同学的严峻考验。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千里冰封,狂风怒吼,同学们步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没有后勤支援,不仅白天吃不到饭,连热水也喝不上。晚上挤在破庙里或学校教室里的干草铺上睡觉,大家硬是挺了下来。

平津同学同时来到了固安,固安县长吓坏了,他紧紧地关上城门,如临大敌。大家只好在城关活动。学生南下团在固安停留3天后,决定继续南下。北洋学生南下宣传原计划到固安县为止,大队人马继续南下有许多实际困难,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张多疆(丁仲文)、陈志远、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于大章)、马克昌、高不危等10人随北平同学继续南下,其余同学由固安经廊坊返校。返校同学1月12日回到了学校。

南下大队经霸县到保定,顺利进城,学生队伍整队沿街游行,走遍了大街小巷,最后集中在河北省政府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冀察政委会”等口号,开展了宣传活动。

1月22日,军警包围了南下同学住地,同学们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先进青年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北洋学生张多疆提议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场获得一致同意。23日拂晓,同学们被军警押上铁罐货车。大家席地而坐,无水无饭,既冻且饿,形同囚犯。汽车运行了11个小时,早晨5点上车,下午4点才到北京。到京后,平津南下宣传团召开了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在保定的创议,“民先”正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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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学生提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1936年2月,北洋大学的20多个青年学生宣告了北洋大学民族革命先锋队(简称民先)的诞生。大家充满豪情斗志,高唱国际歌,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团结得更加紧密,除南下宣传去过保定的同学外,还有徐瑞恩、付景洪、朱树荣、刘莹、王从善、曲圭善(曲介甫)、张沛(童铣)、邹高清(袁心湖)、钱万生(宗群)、牛宝印、孙洞等参加。“民先”建立后,领导学生会出版了《北洋学生》和《民众周报》。

北洋学子参加天津

“五·二八”抗日示威大游行

针对日军暴行,天津学联讨论组织天津学生和爱国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问题,北洋大学徐瑞恩参加。会议决定于1936年5月30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为防止汉奸、亲日派和反动军警的破坏,天津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游行示威提前于5月28日举行。

1936年5月28日,北洋大学以“民先”队员组成了纠察队和先锋队。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以打铃为号,铃声一响,立即集合。他们冲出校门和北运河桥。途中,联络员送信说:“北路队伍已经到金钢桥,桥上站满了军警,过不去,请求北洋同学去支援。”北洋同学闻讯,即刻跑步前进。同学们一口气冲到了大经路,桥北的队伍见到北洋同学来了齐声欢呼。大家立即向守桥的保安队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们不痛恨日本鬼子吗”,守桥的是张自忠的部队,同学们称赞他们喜峰口抗战的战功。保安队战士的爱国心和同学们共鸣了,不少人眼里含着泪,低头不语。这时南路游行队伍到了金钢桥南,封锁线遂告瓦解。南北两路大军在桥上汇合,向东马路前进。

在官银号,示威学生举行了市民大会。北洋的同学登上世界书局的二楼发表演说。接着,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到东马路东口时,清楚地看到日租界的日军荷抢实弹、警戒森严。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北洋的同学登上电车顶,向涌上街头的群众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旅行队伍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通过老城东门进入老城里,最后到达南开中学操场集合。通过团结抗日的宣言后,学联宣布游行示威胜利结束。这次整个游行示威活动中,军警采取两侧随行,未加阻挠。

到农村开展“义教”

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1936年暑假前,北洋学子徐瑞恩等“民先”队员踊跃参加了天津学联组织的暑期义教促进会。张多疆、于奇、刘讷、傅景洪、林心贤、王从喜、陈垚德、张沛、曲圭田、孙景芳、黄习知(黄沙)等同学来到天津南郊王兰庄,开展教学、宣传、汇演等活动。教育对象包括成年、青年和儿童,内容是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农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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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学生义教时与王兰庄农民子弟合影


地下党员在参加“义教”活动的同学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积极热情地关心同学,带头过农村的艰苦生活,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义教开始时,农民对“洋学生”不了解,互相有隔阂。同学们从关心农民的疾苦下功夫,联系农民的生活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农民及其子女逐渐愿意和同学们接触了。特别是在青年农民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当时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户,地瘠租重,生活困难。国民党保安队经常到村里敲诈勒索,日寇驻军经常到天津市郊军事演习,日本浪人也来此捣乱,王兰庄农民很愤怒。同学们通过与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谈话,启发他们组织起来,以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防范日寇的蹂躏。后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前,王兰庄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建立了津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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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王兰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


2003年,王兰庄创办了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占地5000平方米,是全国唯一的“一二·九”运动纪念馆。纪念馆分纪念广场和室内馆两部分,布展由照片、报刊资料、老同志回忆文章和音像资料等组成,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进步学生在农村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


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教点旧址纪念碑


创建中共党支部

领导学运深入开展

1936年8月暑假结束前,校方宣布开除处分了一批同学,国民党还在同学中发展CC、复兴社等反动组织。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了。张多疆、张沛、傅景洪、陈垚德、徐瑞恩、王从善、朱树荣(于奇)等同学都是支部成员。“民先”也有发展,到“七七”事变前,已发展到近60人,占在校学生约六分之一。

党支部分析了当前的工作困难,总结了经验教训。被开除的同学经中共天津地下市委同意,分别转到了太原和四川。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团结同学,把北洋学运引向深入方面。党支部组织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南开大学等外校的同学来校作抗日救亡报告;加强了办《民众周报》刊物的力量,到1937年上半年共办10多期。天津学联和“民先”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深入杨村等地农村的反日宣传活动,在市区散发抗日宣传品、张贴传单等;进一步加强了“新声”歌咏活动,通俗剧团经常到近郊对农民演出街头剧。绥远百灵庙大捷,北洋同学参加了天津慰问绥远抗日将士募捐和演出活动;西安事变爆发,学生会派王从善、钱万生参加了华北学生向民国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团。

1937年上半年,北洋同学参加了廿九军天津驻军的军事演习得到了锻炼,也取得了向官兵进行抗日宣传的效果。当年暑假,北洋大学“民先”队员马克昌、于奇、孙洞、任学敏等在学校附近的柳滩举办农民夜校,除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外,还对当地驻军廿九军的一个团官兵进行宣传工作,直到 1937年7月底天津失守。这个团在保卫天津东局子飞机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非常英勇。“七七事变”后,一部分师生西迁陕西继续办学,一部分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战场。

“一二九”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日益成熟。它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推动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它的功绩永远不能磨灭。

作者介绍:牛宝印:“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刘天民:“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邮电部标准研究所任职。张善臻:“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冯有申:“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朱光天:“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省煤炭厅副厅长,顾问。任涛:“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化工部情报研究所任职。陈志远:“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北京电力科学院党委书记。宋群:“一二·九”时期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袁心湖:“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徐达本:“一二·九”时期北洋大学学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曾任铁道部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

李丹编撰  本文主要资料源自《“一二·九”运动在天津》一书“北洋大学学生战斗在一二九运动中”一文,图片来自天大档案馆网络



(本版刊登于2021年3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2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