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筑梦人生，躬行践履
——访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
崔愷，男，汉族，1957年8月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得硕士学位。崔愷是我国著名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国家工程设计大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梁思成建筑奖、亚洲建协金奖等奖项与荣誉。其代表作品有北京外研社办公楼、北京首都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馆、天津大学新校区主楼、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入驻企业办公区等。
一、走进建院：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1957年，崔愷出生于北京。童年生活里，爱好画画又恰巧有一位工程师父亲的他在一次到父亲单位过暑假的时间里，偶然间被一位建筑师邻居建议过学习建筑。建筑师漂亮的草图也给童年的崔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或许也成为他在后来高考报志愿时考虑的一个因素。高中毕业后，崔愷与他的同龄人一样，并没有直接进入大学，而是下乡参与了农业劳动。不过，生产队里帮忙修建“大队部”的经历或许是他第一次无意中参与到了一座“建筑”的出生。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崔愷因缘际会来到了天津大学建筑系就读，也真正开始步入了建筑这一行业。这是他第一次选择天大。四年时光，转瞬即逝。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期，毕业后，选择工作事实上会有很好的机会。然而这个时候，崔愷再一次选择了天大，并且通过努力考取了研究生。那么，如果说本科来到天大是有偶然性的，那研究生又选择了天大是因为什么呢？
“当时就觉得天大的老师就非常好，就是国内最顶尖的老师”，“没有什么犹豫”，被问到这个问题，崔愷如是说到。当时的建院，不仅拥有彭一刚先生、张文忠先生、胡德君先生、章又新先生等一大批资深教师，在校的研究生们也在设计、论文等方面体现出较高的水平。这其中就包括彭先生的“开山弟子”，后来在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的宛素春。在看到宛老师完成的一些作品时，当时的崔愷就感到特别的钦佩，相比之下，也开始觉得本科几年学习的“一点东西”、画效果图等本事还“不足以胜任”未来的工作，就更坚定了在天大进一步深造的决心。
二、回首往事：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1978年2月入学，1984年10月毕业，崔愷在天大度过了六年的学生时光。毫无疑问，将崔愷领上建筑师之路的是天大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师们。当谈到师生关系，崔愷则更喜欢用 “师徒”来形容，并进一步阐释说，“在那个教学条件较差、学校资源有限的年代，我们碰到了中国最好的老师，他们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彭一刚先生是崔愷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也是对崔愷影响最大的老师。回忆起彭先生，崔愷最先提到的是他治学严谨的态度。而印象最深的事则是，读研期间，崔愷几乎每次到先生家里请教,无论冬夏,都能看到先生坐在他窄小昏暗的卧室里写书，或者也可以叫“画书”，即趴在小图板上用小钢笔画出一页页精美的图稿。后来的时光中，这一画面不知多少次浮现在崔愷的脑海，可能对他来说更像一次次无形的鞭策，激励他的前行。直至今日，崔愷已经是国内最顶尖也是最高产的建筑师之一，在他工作忙时也依旧会不自觉地想起彭先生那执着的身影,自叹不如。
这些年，由于工作原因，崔愷返回母校的机会相对还是很多的，但是与老师坐下来深入交流的机会却很少，见面也大多是在会议上。不过，后来出了书以后，每次都是首先到学校去送给老师，希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建议。说到这里，崔愷继续补充道，彭先生为他的新书写过序；聂先生每次收到贺卡，即使重病，也会回复一些鼓励的话语……
由于历史原因，1977级的同学年龄差距悬殊。崔愷常感叹道，“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性格以及不同生活背景的同学们走到一起,真是一种缘分。”不过，同学们的共同点也是很鲜明的，就是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同时都有一种使命感，觉得“社会在等着我们，很多用人单位都期盼着我们”，学习很努力是为了迎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那种学习的正能量是互相感染的”。
三、非常经历：英华卓荦、薪火相传
测绘是天大建院保持得很好的一种传统，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今天的学生一直有着这样一个课程，除文革数年，从未间断。崔愷回忆起测绘，首先说的是出发前的期待。“无论是一段不同寻常的集体生活，还是可以亲身触碰到书本和幻灯片中出现的古建筑，无疑都令人激动，更别说在工作中可以体会到梁思成先生当年在大庙里画图的那样一种感觉。甚至可以体会到一种跟前辈们“学徒”的过程，这就更是极为宝贵。”同时，崔愷也在多个场合提到，测绘“能够全面、全方位通过亲身的感受来学习中国建筑史”。天大测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一个传承建筑文化的奠基石的作用”，“这个基础对于我们中国建筑师走自己原创的道路，或者说找到自己的中国建筑之路，是特别重要的基础”。
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王其亨就是崔愷在这一时期的同学。两人在同学期间不乏一些有趣的经历。“他比我们岁数大”、“自学能力强”、“有独特的研究方法”、“画图非常精彩”、“偏执却有知识分子的气节”……说起这位老同学，崔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今天，两位大师仍然也在设计、研究上经常有交流、合作。
大学期间，崔愷曾参加了1981年举办的第一届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其合作设计、绘制的作品《建筑师之家》获得了那次竞赛的一等奖。而如今，崔愷兼任国际建筑师学会国际竞赛委员会联席主任，并担任包括“霍普杯”在内的国内外多项大型设计竞赛的评委。从参加竞赛，到评审竞赛，甚至举办竞赛，崔愷在学习、工作之中与建筑设计竞赛的接触不可谓不多。“我认为，从竞赛获奖到事业成功，这中间是有一定前后的因果关系的”，关于竞赛，崔愷这样说道，“对于今天的大学生设计竞赛，不仅仅是评图，也是看见一代代学生的成长，从中发现优秀的人才”。在这里崔愷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很多年前他参与竞赛评审时，就看到了一个优秀的学生作品，就跟其他老师说应该关注这个同学的发展，如果有机会可以到中国院来工作。确实，在很多年以后，这件事就办成了。那位同学已经成为中国院“本土设计中心”一位很重要的建筑师。
四、投身实践：不逞空谈、实地改造
崔愷在毕业以后就来到了“部院”（指建设部设计院，后更名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在当时，他的另一个选择是留校任教。关于这一次选择，崔愷认为，建筑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没有设计过建筑、没有盖成过房子，我觉得，教书是不太踏实的”，当然崔愷也说明不否认今天确实有很多老师就是读了博士以后直接留校，这也并非不可。但是崔愷同时认为“对于一个建筑师，能够在大地上实实在在盖出房子来，实在是太有吸引力的一件事了”。
除了做出上一个选择，崔愷也谈到了关于出国的看法。在那个时代，毕业生出国还不是很多，普遍对国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在他工作后的90年代，确实是“出国潮”很厉害。不过因为崔愷手上一直有项目，并且越做越多、越做越顺，很珍惜能有机会做项目，就对出国的决心没那么大。同时，也有一些在国外的消息传来，在海外有自己的设计项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部分人还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参与性工作。相反，在国内确是人才很稀缺，很需要有年轻人独当一面。虽然崔愷也很羡慕出国读书的同学，但是更珍惜在国内有做项目的机会，所以一直拖到他60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个短期的访问学者。
中国发展很快，确实很需要好的建筑师，好的建筑师在中国才能派的上用场，但是国际上确实有好的建筑教育，而且有一些优秀的城市、优秀的建筑。如此说来，可能最好的选择是，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工作。这也是崔愷对于今天的青年学子的一点建议，同时，他又补充说，“只不过，我当时那个年代有一些局限，如果在当时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可能会避免一些弯路。”
五、终生学习：学海无涯、精进不休
“学”与“用”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热衷探讨。在这一问题上，崔愷认为，建筑教育确实是有一个打基础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在学校受到的知识性的学习、技术性的学习、技巧性的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工作当中，这些都是作为建筑师应该具备的，但是为什么做每一次设计都要不断的学习呢？实际上还是因为并不真正了解建筑工程所需要的所有的对设计的要求。所以直到今天，崔愷依然对每一个项目都抱有一个学习的心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一个项目做好。崔愷认为“建筑的构思应该来自于对场地的学习、对相应的文化与知识的学习，这是很必要的”。
那么学校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关系如何呢？崔愷从两个方面阐述。首先，他认为工作中的学习是对学校学习的一种延续，而不是否定；其次，学校并不能教给学生所有的事情，大量的内容是需要在工作当中继续学习、自我教育的。在一次关于建筑教育的会议中，面对“如何才能在学校教育当中不仅仅教一些技法或者经典案例，而是教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或是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一问题时，崔愷认为，在当年的学校中，对这些内容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可能老师教了，但是我印象没那么深”。当时可能知道设计一个剧院是什么样，一个火车站是什么样，但至于这个建筑跟周围的城市是什么关系可能了解的不多，很多时候，做设计的任务书是很标准化的，场地是很抽象的，只是知道一个大小，不知道场地周边有没有树，有没有河流、城市的干道以及周围需要关照的建筑。最终，崔愷给出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任务书的设置应更多的加入一些诸如此类的环境特征。这虽然可能增加了一点设计的难度，但也是学生应该得到的训练。
2009年，崔愷提出了“本土设计”的主张，也是跟他这一系列个人的思考、学习是有关的。崔愷认为“如果离开了土地，实际上，设计将无从下手，如果离开了对土地敏感性的分析，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也就很难完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设计。”所以，他认为，对于设计方法论上来讲，对环境更多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他对今天的建筑教育提的一个重要的建议，也是他在每天的工作当中要教给那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建筑师们的内容。在他们面对一个新的任务，产生那种“惶恐”与“不清楚”时，崔愷觉得，这是他能告诉学生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如果在建筑教育中适当的加强，也能让他们更从容的面对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六、工作态度：不务空名、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天大的校训，也是“天大品格”的重要组成，而“本土设计”是崔愷最核心的建筑设计思想。这二者都强调从实实在在的事物当中探寻真理或灵感，二者之间似乎有一些近乎“巧合”一般的联系。关于这一问题，崔愷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实事求是”确实是我现在的一个工作状态。从真实的事件中发现自己的工作路线，这正是实事求是的。无论是从现实环境的立场、社会发展的立场，还是经济建设的立场，从这些方面找到设计的立场，都是真实的立场，就特别符合天大的校训。他又补充，“而不是像有某些同行或者是比较浮躁的同学，他们是从一些很大的概念，一些近乎于‘忽悠’的所谓观点来进行设计”，比方说单纯孤立地谈“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特别大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去分析场地上真实的人在这里怎么活动、怎么生活、怎么工作。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崔愷随后说道，他的老师们曾经在毕业前夕告诉过他们，说，“我们天大人是会干不会说的建筑师，就是我们说的少，做的多”。崔愷到今天仍然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并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不太认为我们一定不能说，只是我们要说得实实在在。这件事可能也是我们天大的风格。”
七、母校情谊：心系母校、建言献策
近年来，崔愷在母校屡次兼任重要职务。2018年12月，崔愷受聘为天津大学建筑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2019年7月，崔愷受聘为天津大学“双聘院士”，并成立了“天津大学本土设计研究所”。同时，他也常常用设计为母校添砖加瓦。2010年，崔愷主创了天大“北洋园”新校区主楼等建筑的设计；2019年，他又主持了老校区“学二”食堂改建为教学楼的项目。当被问道母校相关的话题时，崔愷这样说到，“母校当然是在我心中占有了很高的地位，因为我就是在这成长起来的”。崔愷说，他虽然并不是专职地在母校工作，但也在每天日常的工作之余，时时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崔愷谈到在学校担任多个职务时表示，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校友的力量、同行的力量对天大的建筑教育有一定的提升，“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能够为母校所信任，并做一点点工作，感到十分的高兴。”
除此之外，崔愷还担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校友会北京分会会长，工作中与校友的交流也比较多。他也对学校的发展、校友的发展有一个系统性的观察和关注。他发现，天大建筑学专业的校友能够在很多国企、民企设计机构中牵头，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在国内建筑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此外，他还说道，学校取得的成绩当然很令人鼓舞，但是在一些评审中受到的一些影响，甚至说挫折，还是很让人关心也比较着急。崔愷希望天大后来的学者们，也能够一代代不断挑起天大发展的重担，使学校能够可持续发展。
结语
2020年，是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成立的第125个年头。在这一特别的年份，崔愷也送上了自己的祝福，“125周年校庆是所有天大人都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在母校的光环笼罩下，不断地成长。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后辈的学弟学妹们在天大这样一片教育的沃土上能够茁壮地成长，为国家做出贡献。祝福母校，祝母校125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