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缔造：

“天大力量”助力新中国改天换地

□ 本报记者 刘晓艳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北洋大学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焕发了青春，依靠近半个世纪的办学经验和底蕴，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而长远的贡献。北洋大学诞生于甲午海战失败后，其创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兴学强国”，故自诞生起就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以“兴学强国”为己任的北洋大学义不容辞地走在了前列，发扬“矢志创新”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天津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王杰教授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为新中国的贡献时介绍说：“北洋是一所向往光明的大学，1949年1月天津解放的时候，北洋师生是敲锣打鼓迎接解放的。进入新中国后，在1949 - 1951年3年调整期，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维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把她的毕业生送上了新中国建设的各个不同岗位。”

为高等教育发展既定乾坤

新中国建立后，高等教育该怎么办？天津大学通过探索和实践给出的答案，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经验。

对此，王杰教授谈道，新中国建立初期，怎么加强党的建设，使高校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人才培养基地，这确实是摆在高等教育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天津大学经过实践，探索出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道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是1952年，北洋大学响应院系调整的号召，和当时的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天津大学。天津大学紧接着成立了党委，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把自己的育人体系和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中又开创了一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模式。1958-1959年，学校的校办工厂多达100多个。能够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生产一线实地培养和训练，这是老北洋的传统。解放后这个优良的传统继续在新中国的天津大学校园里传承，天大培养了更多国家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如，当初钱塘江大桥修建的时候，茅以升是总工程师，他把北洋师生都聚到大桥修建一线，那里成为了一个学生实习的基地，此举创造了在一线培养人才的教学实例。

早在1953年，时任天津大学副校长的李曙森同志就对党在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超前地提出在高校实行党委制，并指出党委制“既是党委领导制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1956年，天津大学率先试行党委制，成立了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为新中国高校建立党委领导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作为探索中国自己办学道路的先行者，天津大学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经验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1958年，毛泽东主席来到天津大学视察，发表了“三点指示”：“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由此确定了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基调。对此，王杰教授表示：“这对天津大学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之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这三点指示，之后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推广开来，其中的主要精神最后形成了1959年党中央正式规定的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针。”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视察天大机工厂

1957年4月10日周总理在天大第五教学楼前

邓小平同志1958年10月9日视察天津大学，了解教学、科研与生产的情况

天津大学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孜孜不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1961年，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同志带队来到天大深入调研。此后，教育部指示天津大学会同调查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共计四十五条，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被教育部后来起草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采纳，构建起了新中国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规范，其影响延续至今。

1961年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校调研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鉴于天津大学的悠久历史、重要影响和特殊贡献，天津大学被中央定为首批教育部直属16所重点大学之一。

在30多所高等学校开枝散叶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当时的高等教育工作需要大幅度改革以使其在布局、结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适应国家的需要。据统计，直到1947年，全国高等院校只有207所，学生也不过15万人；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也只有211所，而且2/3以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且大多各立门户、单独开办，很难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

为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工作。当时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比较齐全的体系。调整后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大幅度扩招，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在院系调整中，天津大学积极响应了中央号召。

1951年教育部定名天津大学文件

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事实上，河北工学院和北洋大学合并组建天津大学是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调整进行试点工作。”王杰表示，北洋大学认识到了这一调整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作为一所有声誉的老大学，如果它能够圆满调整成功，那将会为整个新中国高等教育新体系的建立作出榜样，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北洋大学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地迎接调整，和河北工学院一起组建了天津大学。1951年开始，全校师生员工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新校区的建设中。到1952年，天津大学就在天津老城南部七里台建设了新的校址，10月份召开了搬迁以后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一所崭新的调整后的大学迸发出勃勃生机。可见，北洋大学是一个顾全大局、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大学。接下来，天津大学迎接了更大的调整，它有5个完整的系——物理系、地质系、采矿系、冶金系、数学系被调出，一直到1961年，作出了连续10多次的调整。

李曙森

在这一轮的院系调整中，天津大学共调出18个系或专业(组)，如一直是学校优势所在的采矿系、冶金系以及相关的地质系一并调出；其后，电信系、纺织系、水利系、土木系等系科或专业也调出，充实其他院校或组建新的院校，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天津大学也逐步形成了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办学格局。

1950年理学院全体同学合影

院系调整，为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为快出人才、出应用型人才，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打下了基础。王杰教授颇为感慨地说：“我有幸搞校史研究工作，有30多所院校在他们的校史中都写入了他们的血脉源自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这让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作出这样的贡献，也是一所享誉中外的老大学为国家应该作出的奉献。所以我们‘天大品格’5句表述中有2句就是‘兴学强国’和‘爱国奉献’。”

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育人才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早在1958年，天津大学就特意选派出一批教师赴苏联留学进修，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学校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如我国高校电力系统故障分析与继电保护学科的开拓者、中国电机工程教育奠基人之一贺家李教授，工程非线性振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予恕等。1962年，天津大学确定了80名重点培养教师，其中老教师18名、青年教师62名。这些教师日后都成为了天津大学重要的学术领军人物。

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北洋大学的改造及院系调整，学校为适应新中国经济及工业体系建设开始了大规模扩招，在校生人数从刚解放时的911人至1957年已达11000人。此外，天津大学从195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65年7月，全校招收研究生的专业为28个、指导教师37名，这期间毕业的研究生有数百名，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高级科研人才。

1958-1960年学生下厂参加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思想迅速在学校取得了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师生向党团组织靠拢，到1950年下半年，党员、团员已经占据全校学生的50％。

位于天大卫津路校区的校史馆中，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为国奉献的故事。

“比如在石油领域，校友孙越崎被誉为中国‘煤、油大王’，校友黄汲清号称我国‘石油之父’。早在1955年，黄汲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对我国东部几大油田进行普查，他根据‘陆相生油’理论，提出了我国四大重点找油地区。1960年，石油工业部决定会战大庆，我校的众多校友参与其中，并且有些人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例如，会战伊始中央首批任命了8名总工程师，之后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八大老总’，在他们当中就有4名是北洋大学的校友。他们是钻井总工程师史久光、王炳诚，规划总工程师刘树人，基建总工程师王家骐。之后，我国先后组织了10次‘石油大会战’，到处都有‘北洋人’的足迹。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为新中国摘掉‘贫油国’帽子、迎接石油工业大发展作出了无私奉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韩宝志介绍说。再比如在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汽”的兴建投产，到七十年代包建“二汽”“重汽”，校友张羡曾、汪声銮担任“一汽”副总工程师，主持翻译了一汽建设所需的全套俄文技术资料；参加试制出第一辆“解放”“红旗”汽车、越野车、60吨重型车、6102发动机等，是“建设一汽功臣”。在航空设计制造方面，校友谢明1953年在南昌飞机制造厂任总工艺师，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雅克-18的试制。此外，在水利建设、化工、土木建筑工程、城市规划、冶金工业、精密仪器、纺织工业等领域，北洋 - 天大校友都为新中国工业体系、国防科工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黄汲清

孙越崎

“我曾经去有关的工业部门采访，发现有一套工程师手册，也叫工程师名典，涉及到了新中国建立3个五年计划之中各个领域的工程师人才，其中十几个领域工程师人才中有三分之一强是北洋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说，一个北洋大学极大地支撑了新中国的3个五年计划和我们工业体系的建立。”王杰教授说。

同时，韩宝志馆长补充道，天津大学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教材编写作出的重要贡献。天津大学在院系调整后，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之一，当时由天大牵头组织编写的教材有138部颁行到全国众多高校中。这些教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顺利发展、为新中国人才的培养贡献突出。

为新中国建立工业

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在科学建设的时期，天津大学紧密围绕国家工业化发展需要，不断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为新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20世纪50年代，天津大学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面开展科学研究，产生了以我国第一台“半自动化计算尺刻线机”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为国家解决了许多科技难题。截至1964年，天津大学在国家科技发展十年规划中，列有负责研究项目107项，参加研究项目324项。1964年，全校已经安排进行的科研项目145项，其中属于国家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项目112项，负责牵头项目65项，参加项目47项。1963-1964两年中，学校取得初步成果或部分成果的有44项；1964年举行了科学讨论会和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实物展品42件。这时期，学校取得了一批先进研究成果。如史绍熙院士的“复合式燃烧系统及理论”等解决了我国一批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文革”期间，尽管师生受到各种不同程度冲击，但他们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参加完成了技术革新项目数百项，学术论文数十篇。这些科研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且大多数已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得到应用。如，机械制造工程系关于“激光材料——钇铝石榴石的研制”成功，甩掉了贵重的白金钳锅；精密仪器工程系与天津手表厂合作完成的“705配套工程”在国防工业上得到应用；化学工程系的“芳烃氧化制苯酐”科研项目的完成，解决了苯酐原料进口的问题；电力与自动化工程系为天津塘沽碱厂、杨柳青电厂、河北省王快水电站等单位研究试制了各种“继电保护和控制装置”等。学校有些科研成果在本校工厂进行了小批量的生产和试制，1972年生产和试制的28项产品中列入国家计划的有8项。

随着院系调整，北洋-天大也为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大批杰出的科研人才。同时一大批如余国琮、彭一刚、吴咏诗等教学科研骨干也调入天津大学，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如，余国琮院士的重水分离技术被用于我国的核潜艇研制中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29年从北洋大学矿冶工程系毕业的魏寿昆，在“冶金热力学理论及应用”中获得多项重大成果，成为冶金学和冶金物理化学家和冶金教育家，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创始人之一；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的吴自良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先后领导完成了抗美援朝前线所需的“特种电阻丝试制”任务、“苏联汽车用钢40X的代用钢”等，他承担的“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甲种分离膜研制”任务，为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作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北洋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镇同，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事“疲劳断裂可靠性研究”，提出了“疲劳裂纹扩展可靠性曲线测定原理”“疲劳试验统计分析方法”等，设计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弹性仪”，第一个“电阻应变片”等，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自良

高镇同

1949年魏寿昆为冶金系学生授课

二十世纪80年代的余国琮科研团队

此时，一批青年人在这个时期也坚韧地成长起来。如1970年，天津大学成立了“激光科研组”，随后成立了“激光教研室”，同年研制成功了“氦氖激光器”；在1970年天津市组织的“激光会战”中，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姚健铨和叶声华便参与其中，并由此开启了一生的科研事业。

1981年化工系老师在科研

今年是建党百年，北洋 - 天大也走过了126个春秋。百年的足迹，有挫折但却始终坚定；百年的探索，有曲折但却始终牢记“兴学强国”的使命；百年的发展，有困难但却始终坚韧向前。和党同行的百年，是北洋 - 天大脱胎换骨的百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年；是昂首向前为国育才的百年。“爱国奉献”“矢志创新”的精神，让北洋 - 天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非常靓丽的一笔。

（图片提供：朱宝琳 李丹）

（本版刊登于2021年6月15日《天津大学报》第4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刘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