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对中华民族来说，这150年极不寻常，它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人民从受尽屈辱、濒临灭亡的苦难岁月中走出来，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新社会，今天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光辉成就。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取得的成果。
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中，孙中山处在怎样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60年前曾称他为“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之一。党的十五大把他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起，称为20世纪中国三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受到这样崇高评价的，能有几人？
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为什么对孙中山可以作出这样高的评价？这需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他在那个时代所起的特殊作用来考察。可以这样说，他在当时所想和所做的一切，既是时代的产物，又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并“正面指导时代的潮流”。
孙中山走上历史舞台时，中国面对的悲惨境遇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痛苦。中华民族蒙受外国侵略者的恣意蹂躏和宰割，被视为“劣等民族”；君主专制制度像沉重的枷锁压在人们肩上，百姓被视同草芥，没有丝毫权利可言；民生凋敝，广大贫苦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有鉴于此，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满腔悲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但是，单靠悲痛和愤怒并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局部的改良和旧式的农民战争也不能改变中国的悲惨遭遇。中国需要的是通过一次大变革，闯出一条和以往不同的路子来。
“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是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第一次喊出来的。10年后，他发表了一篇向美国人民呼吁的文章——《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文中他动情地写道：“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这些话是他在100多年前中华民族正处在苦难深渊中时说的，但充满着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的激情，没有半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常见的一味崇外媚外的可怜相。这正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最需要的风骨和品格，也是孙中山能吸引那么多人追随他共同奋斗的重要原因。
振兴中华，需要怎样做？
近代中国面对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也就是说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就从近代中国面对的无数矛盾中提纲挈领地抓住了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明确主张要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有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也许提出过比孙中山更深刻的见解，但在对中国问题的整体认识上没有人能超过孙中山；对中国历史前进产生的影响，在当时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中国共产党把孙中山的这个历史贡献称为“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称他“站在时代前列”“正面指导时代潮流”，首先就是指这些来说的。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
孙中山不仅“坐而谈”，更重要的是“起而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全身心投入革命。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是该校首届第一名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取得西医行业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医术高明，在澳门、广州行医，被上流社会争相延请。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比个人的什么都重要。为此，他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并同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屡经挫折而愈挫愈奋，终于在辛亥革命时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在这场斗争中，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它有一个“头”，就是皇帝。国家的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他的话被称作“金科玉律”，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辛亥革命一旦把这个“头”砍掉，整个旧有的社会秩序就全乱了套。这以后，无论袁世凯也好、蒋介石也好，都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就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君主专制制度不仅体现为政治、经济、军事统治，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网络。人们从童年起，就被灌输了上下尊卑分明的一套纲常伦理，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违背它就是违背了做人的规矩，就会受到周围人的指责和非议。这种无形的思想束缚，有时比有形的强制起着更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原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的皇帝都可以打倒，还有什么陈腐的、不合理的东西不可以抛弃？在《临时约法》中，国民开始被看作国家的主人。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仍把自己称为国民的“公仆”，也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观念。尽管离真正的民主政治还很远，终究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辛亥革命离五四运动只有很短的7年多时间，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很难出现五四运动。
当然，辛亥革命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失败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这是因为这次革命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纲领，很多人认为一旦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就可以停顿下来进行经济建设，包括孙中山特别看重的铁路建设了；这次革命没有发动并依靠广大的下层劳动民众，而同改头换面的旧势力达成了妥协；这次革命更谈不上形成一个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作为核心，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孙中山虽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毕竟只是“开创”，并没有找到真正实现这些主张的道路和方法，更无法确立更长远的目标。孙中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与时俱进，实行国共合作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依然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奋斗。但是，他苦苦追求的理想信念一直没有实现。接着出现的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孙中山努力发动的护法运动一再失败，连他一手培育起来的陈炯明在羽翼日益丰满后也背叛了他。孙中山陷于巨大的苦闷中。
五四运动后，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步思想界得到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中，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不但参加了辛亥革命，而且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受到过辛亥革命很大影响。他们都从辛亥革命中受到深刻教育，在思想上比以前跨出了一大步，随后又发现辛亥革命的严重不足，汲取它的教训，继续向前探索。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间，坚持的仍是原有的思想观念。“护国运动”是为了维护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护法运动”是为了维护他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制定的《临时约法》。但他总是努力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的思想，包括对帝国主义、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对群众运动的认识，都在一步步发生变化。在陈炯明叛乱给了他很大打击后，孙中山对许多事都觉得要重新考虑。
孙中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信念和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但如果客观事实一再证明他原有想法行不通时，他能够断然作出使周围人都感到吃惊的新的选择。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他说：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的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还说：“本党此次改组，如果我们还不能把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提出来，中国革命至少还要迟20年才能成功，可叹！”对民权主义，他说：过去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使它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我们提倡的民权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所能私有的。对民生主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平均地权，一条是节制资本。对平均地权，他后来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新的解释，跟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幸的是，孙中山在这以后不久就过早地逝世了。他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他从自己一生奋斗中总结出来的根本的经验教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而又前后相续的历史进程，需要经过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像一场接力赛那样，后几棒总是以前一棒已经到达的地方为出发点，而又远远地跑到它前面去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先驱者辛勤开创的业绩，将永远值得后来人铭记和怀念。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人民日报》（ 2016年11月11日07版）
